脑瘫毕福剑饭局视频是美国人录的，也是美国人放到网上的（图／文）

                                                 目前的十大不祥之兆（转帖） 
                                        （从是个呆子的博客转帖而来)           

       一、在美国策划并强力支持下，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大做文章，对我国进行围堵、抢劫、挑衅，这是第一大不祥。
　　此不祥之兆，是从外部把中国围住，以至困死。
　　在南海围堵中国，这一布局是大手笔，是美国及西方走狗妄图搞垮中国的狠招。这一招让我国处于绝对的孤立中。如果应招不妥当，
　　一是中国的南海被从此瓜分，
　　二是南海下丰富的石油资源被抢劫，
　　三是有可能发生战争。
　　美国的政要早就扬言：要一次性永久解决中国问题。看来，现在真的动手了。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美国在这时候来解决中国问题呢？
　　原因一，为了化解美国从2008年以来的国内经济衰退的内政问题；
　　原因二，美国始终把中共领导的新中国看成他称霸世界的障碍。在前苏联被解体后，美国就把搞垮中国作为重点工程；
　　原因三，美国搞垮中国，不仅为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还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金钱和能源。而中国的当权者，在亲美派的影响糊弄下，有些人还存在对美国的一些幻想：用钱买和！其实这是割肉饲虎。用钱买和，是一着臭棋，更是一着死棋。

      二、目前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是第二大不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长足进步，财富总量已占世界第二位。但遗憾的是，社会财富的质量很不高，主要是房地产业、加工产业，一流的科技产业相当落后。同时，社会财富只被少数富人所占有，大多数的老百姓依然不富裕，或依然处于贫困中，有些甚至处于极贫中。
　　这是改革开放造成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几千年来的私有制，总是导致少数人富有，而多数人穷困。没有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记得邓小平当年说过：如果我们的改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那改革就失败了。
　　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都能看到：一个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是最大的不公正，是最大的不公平。贫富两极分化是最大的乱源。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证明这一点，今年在美国、希腊、意大利、英国发生的民众街头抗议活动，也证明这一点。求公正、求公平、要生存、要发展，这是人民的呼声！如果当权者不能满足人民求公正、求公平、要生存、要发展的心愿，迟早会有大乱子。

　　三、官员腐败严重的问题是第三大不祥。
　　当前中国官员的腐败是非常严重的，有省部级的，有地市级的，有县乡级的，有镇村级的，有街道级的。这叫从上到下都有严重的腐败。
　　从行业上看，有大型国企领导的腐败，有公、检、法系统领导的腐败，有文、体、卫系统领导的腐败，有公路、铁路、航空、矿山、银行、证券系统领导的腐败，甚至军队干部的腐败也相当严重。这叫方方面面都有严重的腐败。
　　现在的官员腐败已经由个体案向窝案、串案、系统案发展，这叫团体性的严重腐败。官员贪腐的金额已经从几千元、几万元，向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元发展，这叫贪腐数额高于天。官员贪腐已经从送礼品、送金钱、送字画、送票证，发展到送美女、送房产、送股票、送矿山、送土地，这叫腐败的花样变化无穷。
　　官员本来应该是人民的公仆，民众的榜样，是管理社会、服务人民的。官员应该是社会最优秀的精英。但目前中国大量贪官的存在，证明中国的精英在败坏，官员中的不少人成为人民的老爷，国家的祸害，民族的灾星。

　　四、几千贪官携巨款逃往他国是第四大不祥。
　　在逃官中，大多数是科级、处级、厅级，也有不少省部级的。一般说，贪官能够贪污，并且能够携巨款外逃，充分证明我们管理层漏洞巨大，至少在财务管理和出国管理上，漏洞很大。否则贪官就无法把那么多钱移往国外，无法把自己和妻子儿女亲人办好出逃的手续。
　　贪官携巨款外逃，有多种危害，一是把国家形象抹的很黑，二是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三是让老百姓对政府官员失去信任；四是卷走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蒙受不可挽回无法统计的巨大损失。中国社会被外逃贪官们掏空了！
　　大家可以回望一下毛泽东时代，有几个贪官携巨款外逃？没有啊！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有那么多贪官不仅能贪，而且还能携巨款出逃国门，这两相比较，谁好谁坏，是不言自明的。改革开放，弄到几千贪官携巨款外逃的地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危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失误。

　　五、上百万先富起来的富人，有一定名声的艺人，携巨资迁往国外，或加入外国籍是第五大不祥。这上百万富人和艺人，在迁往外国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掏空了中国。
　　按理说，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富人和艺人，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应该感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应该更加热爱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应该更加卖力地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服务。可是，他们却一窝蜂地往外国跑。这其中的原因，只有他们自己最明白。如果让我们分析先富的富人和艺人携巨资往国外跑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一是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已经不合他们的理想和愿望；
　　二是他们感到在中国不安全，怕改革开放的政策变；
　　三是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信心；
　　四是他们为了自己和后代有一个更理想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
　　五是他们中有的钱可能不干净，要出去洗一洗。
　　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先富起来的富人和艺人携巨资往外国跑，这充分证明，“先富带后富”的理论破产了。“先富带后富”的理论，如果不是一种忽悠，那就是一种幻想。
 
     六、目前中国出现“裸官”群体和大量的出国留学人员学成不归是第六大不祥。所谓“裸官”就是把妻子、儿女、家人、财产移往他国，自己独身在中共政府里做官。我们可以查一查历史就会知道：“裸官”在过去历史上是没有的，也是不允许的。“裸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中国出现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它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的怪物。这个特色产物和特色怪物是不祥之兆。它让笔者异常惊心、异常忧心、异常痛心。为什么当“裸官”呢？这是此类官员对祖国不放心、没信心啊！
　　作为政府官员，他们看到的、经历的、知道的事情和问题，比我们老百姓多得多。他们都对祖国的未来不放心、没信心，可见中国问题的严重程度了！“裸官”们由于对自己的祖国很没信心，很不放心，所以他们随时准备拍屁股走人。从“裸官”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的危机之大了！为什么允许“裸官”呢？这是当今中国又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理，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政府是不允许“裸官”存在的。因为，一般说来“裸官”是存在对祖国的忠诚度问题的。我们的国家允许“裸官”存在，或许是存在其他更隐秘问题的。
　　“裸官”是不祥之兆，大量的出国留学人员学成不归也是非常扎心的不祥之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派的、自费的留学人员约300万，学成归来的不足三分之一，大部分留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教学工作和其他工作了。
　　我以为，自费的留学生，归国不归国是自主的，而公派的留学生不归国是值得思考的。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竞争。我们国家派出去的留学人员一般都是顶尖的优秀人才。他们都是公费培养的。学成之后，他们没有报国心，反而为他国所用。这是中国教育、中国政府的大失败。人才外流的损失比财富损失更大。人才外流和财富外流，真的把中国掏空了，这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这是改革开放的学费吗？
　　想一想毛泽东时代，钱学森等大批海归人士，破除阻力，回来报效祖国的令人感动的事迹，面对今天大多数留学人员不归来，这两种对比真是令人无语啊！改革开放让一些人只重金钱，丢了精神，失了道德。

　　七、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美国和西方资本利用着并控制着是第七大不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靠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流血流汗，付出性命，靠大量地出卖矿产资源，靠大量地出售国有的集体的企业和土地，积累了不菲的财富。但如何利用好这财富？这是关系国家发展强盛人民生活改善的大事。完全出乎人民的预期，当权者竟然用外汇储备购买了美国的大量国债，并美其名曰“同舟共济”。然而事实呢？
　　美国并不领“第一债主”的情。相反，千方百计地消融着我国手中的债券，一方面滥发美元，一方面逼人民币升值。据报道，到2011年8月，美债已然缩水了20%以上，中国已经损失了三万多亿的人民币。面对这样的巨大损失，当权者怎么向人民交代呢？跟美国玩，吃亏的总是中国。美国总是在想怎样搞垮中国，它会与你“同舟共济”吗？农村老大爷都懂的道理，我们的当权者能不懂吗？什么时候我们买的美债能盈利归来呢？只有天不知道！

　　八、目前中国社会思想混乱，道德沦丧是第八大不祥。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的旗号下，不断偏离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接受了西方的那一套，使“金钱至上”的歪风盛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受主义成为时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助人为乐的精神受到质疑，甚至还受到批判。有些人拼命诽谤中国革命；诽谤毛泽东；诽谤共产党。
　　有些人极力鼓吹西方的“普世价值”，一切以西方的普世价值来衡量。“中国要搞民主社会主义，”“中国要搞私有化才有出路”，“市场决定一切”，“唯利是图是人的本性”，“中国要经过三百年殖民地才能走向西方文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腐败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人权高于主权”，“文化就是娱乐”，“性是自由开放的”，如此等等。
　　很令人奇怪，对这些引起人民思想混乱的大是大非问题，中央宣传部门，则听之任之，即使管，也是不敢用力的。而面对孔庆东骂南方报系某记者的事情，新华社却专门写文章，与八十多家媒体，一起“清算孔庆东”。在这对比中，我们更加感到中国社会思想的混乱，正是由于上层的不作为和乱作为造成的。至于社会道德的沦丧，也是社会思想混乱造成的。
　　最近广东的“小悦悦事件”，把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表现到极致。至于嫖娼的，卖淫的，包二奶，老不尊，少不孝，乱搞两性关系等已经如瘟疫般到处传染，到处都是。一个民族思想如此混乱、道德如此沦丧，是这个民族的悲哀。社会思想混乱，道德沦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是十分危险的。
　　

      九、国内的台独势力，藏独势力，黑恶势力日益坐大是第九大不祥。
　　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台独势力，藏独势力每年都要闹独立，每年都要制造事端，或制造民族纠纷，或制造紧张事件，或购买先进军火，或造谣，或放火，或暗杀，或爆炸，或聚众闹事。
　　这使国家每年都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很大的财力、很大的警力，才能平息事端，维护稳定的压力越来越重，不仅如此，这些势力还在国际上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坏的负面影响，阻碍中国的发展。
　　在腐败官员的庇护下或不作为下，各地的黑恶势力团伙式发展，有的已经渗入政权组织中，甚至控制了一些地方政权，他们称霸一方，在政治上欺压百姓，在经济上掠夺百姓，给老百姓一种强烈的感觉：天变了。

　　十、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能源枯竭的危险性是第十大不祥。
　　我们前面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积累了居于世界第二的财富，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卖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谁都知道：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铝矿和金矿等是一个国家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没有能源，谈何发展？恐怕连生存也不可能。
　　美国正是看到我们这个软肋，只要我们到哪儿买能源，找能源，它就到哪儿捣乱闹事。美国目前高调作亚洲的领导者，目的就是把中国扼住，不让中国冲出第一岛链。美国策划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在中国南海捣乱，也有一个石油问题。
　　大家想一想，在中国大城市建设中，在城镇化建设中，在小汽车快速发展中，在对煤、气、油、水、电需求剧增的当代中国，如果没有能源，怎么生活？怎么发展？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天量卖能源，天量耗能源，中国境内的能源矿产几近枯竭。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为中国能源问题的难以为继而忧心如焚！

     揭秘：政府出手救楼市的真正目的

【导读】从调整的核心内容为降低首付与二手房交易成本及减少过大城市住宅用地供应，调整幅度已然超出市场预期不少。这一救市举措堪比2008年，但房地产市场能否就此重振楼市甚至重现2008年的疯狂，是颇值得怀疑的。

   近日，中央发布房地产新政。央行、住建部与银监会发布《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国土部和住建部已经联合下发《关于优化2015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是，把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从最低60%降至40%、公积金贷款的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则降至2成;财政部将个人购买二手房免征营业税的期限由5年调整为2年。

   从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为降低首付与二手房交易成本及减少过大城市住宅用地供应，调整幅度已然超出市场预期不少。这一救市举措堪比2008年，但房地产市场能否就此重振楼市甚至重现2008年的疯狂，是颇值得怀疑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2月全国销售面积8764万平米，同比下降16.3%，较2014年全年销售面积同比降幅大幅扩大8.7个百分点,销售金额5972亿元，同比下降15.8%，较2014年全年销售金额同比降幅扩大9.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2月份房价数据时表示，2月份适逢春节假期，房地产进入销售淡季。从成交量看，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2月份销量比上月减少近10万套。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二线城市2月份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回落较多，但部分三线城市在春节期间迎来了返乡置业潮，成交量回落较少，个别城市成交量甚至有所放大。从近几年的季节变化规律看，3月份总体销量将会比2月份明显回升。

   刘建伟的解读可谓与本次房产新政的主旨相同，即调整房地产供过于求的城市，缓解土地供应过大的城市。说白了，就是抑制一线城市和部分供不应求的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可能性，同时，力保大部分二线城市及三、四线城市房价稳定。

   然而，现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自2014 年下半年放开限购以及930 新政后，一线城市新房市场与二手房市场企稳回升迹象明显，尽管2015 年1-2 月全国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16.3%，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城市1-2月合计成交面积同比增长15.7%，分别为北京(3.5%)、上海24.6%、深圳(103%)、广州(-8%)，其中深圳成交量已经翻番。而绝大多数的三、四线城市1-2月商品房成交面积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新政实施后，可以预见的是，城市之间将会延续成交分化的势头，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或将维持较高的累计同比升幅，但是除此之外的二、三、四线城市将会保持比例不一的同比下滑。

   此番房产新政，可以说是延续了自去年以来地方救市的做法，从中央层面落实拯救房地产市场的“旧常态”。中央政府之所以在两会后极其迫切地做出这个决定，是迫于现实的危机。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抽税能力远不及中央政府。而2000年以后的十多年，中国迎来房地产业的黄金岁月，地方政府也由此找到了财源——土地出让金——靠卖土地获取巨额财政收入，并形成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现状。也就是说，一旦房地产业不景气，地方政府将走向财力枯竭的困境。而且，2015年是地方债集中还债期，如果中央不出手救市，大面积的地方债务违约恐将不可避免。而且，即便有了今天中央政府的救市举措，也无法完全化解地方债务危机。楼市组合拳不过是权宜之计。因此，若从纯市场经济角度言之，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早已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也就是为何中央高度关注非热点二线城市及三、四线城市房价稳定的问题，因为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产市场依然属于卖方市场，而非热点二线城市及三、四线城市已然来到了买房市场，特别是后者的趋势，是房产新政终究无法改变的局面。

   其次，政府出手救市，救房产商还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拯救向地产商投放了大量贷款的银行。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的房产泡沫像1997年香港那样突然破灭，银行将会迎来极其严酷的冬天，呆、坏、死账将无法收场。银行伤筋动骨，势必影响民心。危机的演变，极有可能由房产危机走向经济危机，再由经济危机走向全面的社会危机。这也是目前政府最为担心的。

   再来说说房产商。政府全面救市的政策，让嗷嗷待哺的房产商看到了希望。而这种希望一定程度上是虚假的，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将不复过去10多年高歌猛进的时代，政府今天救市并不意味着明天还会救市，市场经济的规律不会以政府的意志转移。中国的楼市泡沫或许不会在短时间骤然破灭，但从长远看，楼市回归常态是题中应有之义房产商希冀放弃市场化治疗，靠政府力挽狂澜维持高房价，是极不现实的。在地方政府、银行、房产商三者捆绑的利益集团中，相信最早被抛弃的，一定是房产商。

   今次房产新政的出台，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业的欲罢不能、对土地财政的戒急用忍。归根结底，要改变过去10多年业已形成的、房地产业以一己之力维系上下游59个产业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模式，可谓是知难行易。于是，也便能理解中央政府为何会出台这走不出“旧常态”的房产新政。（来源：凤凰财经）

☀(在中国历史上，饭局与政治永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每一个饭局，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饭桌可以改变历史，筷子也可以涂改史书。就算在现代社会，这些饭局中的学问也可以运用。盘点中国历史上十个足以扭转乾坤的饭局，以大家阅读。)

1．杀机四伏的饭局——鸿门宴

出席宴会人员：刘邦、张良、樊哙、曹无伤、项羽、范增、项庄、项伯。

饭局的始末：

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朝的部队，刘邦兵力虽不及项羽，但刘邦先破咸阳，项羽勃然大怒，派英布击函谷关，项羽入咸阳后，到达戏西，而刘邦则在霸上驻军。

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

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叔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惊讶无比，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刘邦，也拨剑起保护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只好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樊哙立而饮之，项羽命赐猪腿后，又问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死且不避，一杯酒还有什么值得推辞的。樊哙还乘机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项羽无言以对，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璧一双，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玉斗一双，请您收下。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壁，气得范增拨剑将玉斗撞碎。2．最霸气的的饭局——煮酒论英雄

出席人物：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许褚、张辽

饭局始末：

是日，刘备正在亲自浇菜，许褚、张辽引数十人入园中曰：“丞相有命，请使君便行。”玄德只得随二人入府见操。操曰：“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

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操曰：“休得过谦。”玄德曰：“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操曰：“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操曰：“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后人有诗赞曰：“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天雨方住，见两个人撞入后园，手提宝剑，突至亭前，左右拦挡不住。操视之，乃关、张二人也。原来二人从城外射箭方回，听得玄德被许褚、张辽请将去了，慌忙来相府打听；闻说在后园，只恐有失，故冲突而入。却见玄德与操对坐饮酒。二人按剑而立。操问二人何来。云长曰：“听知丞相和兄饮酒，特来舞剑，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与二樊哙压惊。”关、张拜谢。须臾席散，玄德辞操而归。云长曰：“险些惊杀我两个！”玄德以落箸事说与关、张。关、张问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学圃，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不意操竟指我为英雄，我故失惊落箸。又恐操生疑，故借惧雷以掩饰之耳。”关、张曰：“兄真高见！”3．最坑人的饭局——群英会

出席饭局的主要人物：庞统、诸葛瑾、黄忠、周瑜、诸葛亮、蒋干、吕蒙、鲁肃

饭局始末：

却说周瑜在帐中正与众将议事，闻蒋干来访。当即命众将依计行事。蒋干扮得象个世外高人“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来”。一见面，蒋干问道：“公瑾别来无恙！”这一句既是问候，又道出蒋干与周瑜原有一番旧谊。周瑜直接了当：“子翼辛苦，难道是为曹操做说客吗？”蒋干立刻装作很“愕然”的样子，说：“你我分别那么久，我特来和你来叙旧，怎么能说是当说客呢？”周瑜笑着说：“虽然比不上师旷那么聪慧，但闻弦歌而知雅意啊。”蒋干装作很恼怒的样子，说：“阁下待故人若此，我当告退！”蒋干心说，老同学了你还跟我来这一套，于是他装作很有性格的样子，转身就要走，被周瑜拦住。

之后周瑜大摆筵席，并禁止在席间谈论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周瑜曰：“吾自领军以来，滴酒不饮；今日见了故人，又无疑忌，当饮一醉。”说罢，大笑畅饮。座上觥筹交错。接着周瑜领蒋干参观了东吴军营的精兵强将。周瑜装醉大笑道：“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不曾望有今日。”蒋干说：“以老兄高才，实不为过。”瑜拉着蒋干的手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言罢大笑。蒋干面如土色。饮至天晚，点上灯烛，周瑜舞剑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歇罢，满座欢笑。

蒋干被老同学今日的NB哄哄和功成名就刺激的够呛，倒也丝毫不敢提及游说周瑜投降曹操的事。这时他忽然担心，责备自己当时怎么在曹丞相面前把话说的那么满，现在回去怎么也得有个交代呀。管不了那么多了，总得有点收获回去。于是他剑走偏锋，就有了晚上偷听、盗书等宵小行为。后来曹操果然中计，斩了水军首领蔡瑁、张允。4．最鼓舞人心的饭局——东晋新亭会

出席的主要人物：王导、周顗（yǐ）

饭局始末：

西晋末年，中原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后，北方大片土地落入胡人之手。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遣，渡江而南的占十之六七，史称“衣冠渡江”。

南渡后的北方士人，虽一时安定下来却经常心怀故国。每逢闲暇他们便相约到城外长江边的新亭饮宴。名士周顗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立时变色，厉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听王导这么说，十分惭愧，立即振作起来。

这里的江河之异，是指长江和洛河的区别。当年在洛水边，名士高门定期聚众举办酒会，清谈阔论，极兴而归，形成了一个极其风雅的传统。此时众人遥想当年盛况，不由悲从中来，唏嘘一片。王导及时打消了北方士人们的消极情绪。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后世咏叹国破家亡的诗词歌赋里常常见到的“风景殊异”、“新亭会”、“江河”，就是来自此次新亭会。5．最没素质的饭局——杜康美酒醉刘伶

出席人物：杜康、刘伶

饭局始末：

传说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酒量极大举世无双。由于对政治不满，他经常出外游历喝酒。有次他来到洛阳，走到杜康酒坊门前。只见门上的对联写道：“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一醉三年”。

刘伶一见这副对子，心想：这酒坊的主人太孤陋寡闻，竟然不知我刘伶的大名，连这般海口也敢夸。既然你杜康口气这么大，我刘伶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啥叫海量，想着就进了酒坊。刘伶喝了一杯，口感甚好，叫杜康再上。杜康劝他不要再喝，刘玲哪里听得进去。第二杯下肚，不觉有点微醺，心想这酒真的不错，还要再上。杜康说，你再喝就要醉了。刘玲不依，酒过三巡，不觉有点把持不住，口中喃喃：“头杯酒甜如蜜，二杯酒比蜜还甜，三杯酒儿一下肚，但觉天旋地也转，头晕脑花眼发蓝。”刘伶一路喃喃吟唱，到家就烂醉如泥。他把妻子叫到床前：“我要死了，把我埋在酒池内，上边埋上酒糟，捌制壶给我放在我身边。”说完，他就死了。刘伶一生好酒，因此他的妻子也就照法将其安葬。

三年过后，杜康来访刘伶。刘伶的妻子问他有什么事，杜康说刘玲三年前喝了酒还没有给钱。刘妻一听，火不知打哪里来：“刘伶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到家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要钱，我还找你要人呢！”杜康说：“那不是死了，是醉了。走走走，你快领我去埋他的地方看看。”他们来到酒池，翻开酒糟，刘伶果然面色红润。杜康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醒来！”只见刘伶打了个哈欠，口中又喃喃有声：“好酒啊，好酒！”

从此，杜康美酒醉刘伶传为历史佳话。到了东汉之年，三国曹操在其不朽的《短歌行》，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开唱，其中“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亦成为中国文化的千古名句。6．最有诗意的饭局——饮中八仙长安酒会

出席饭局的人物：一仙贺知章、二仙汝阳王李琎、三仙左相李适之、四仙美少年崔宗之、五仙苏晋、六仙李白、七仙书法家张旭、八仙辩论家焦遂.

饭局始末：

虽说饮中八仙长安酒会没有详实的历史文献可准确求证，但有杜甫的诗《饮中八仙歌》佐证。说这一日，酒神酒仙，高朋满座；你来我往，举杯豪饮；觥筹交错，满座尽欢；酒色齐聚，且饮且赏；坐而论道，醉而忘忧；以文会友，以诗下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豁然而醒，兀然再醉；醉里挑灯，灯下寻酒；酒中乾坤，杯中日月；酒清为圣，酒浊为贤；酒乱汝性，酒壮我胆；酒林高手，饮坛新秀；感情深厚，一口便蒙；感情不深，舌尖一添；海吃海喝，牛饮驴饮；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三巡已过，还有六圈；六圈结束，再来十坛。7．最省心（四两拨千斤）的饭局——杯酒释兵权

出席饭局主要人物：赵匡胤、石守信、王审琦等

饭局始末：

杯酒释兵权是一个着名的酒局，也是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话说宋代第一个皇帝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后黄袍加身，容登大宝，从昔日重臣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皇帝。自打坐上龙椅之后，赵匡胤却一直惴惴不安。他非常担心历史会重演这一幕，以后若是手握重兵的部下也效仿他当年的做为，自己的江山也就易主了。

赵匡胤想解除手下一些大将的兵权。于是在961年，安排一次酒局，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武将饮酒。酒席上赵匡胤效小儿女情状，象失恋了一般唉声叹气个不停。众人问明白了才得知皇帝担心他们手握重兵日后会造反。他们只好告老还乡以享天年，并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他们的兵权从此被彻底解除了。在 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等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

这也开启了宋朝数百年重文轻武的国家体制。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三军统帅常常是个文官，武人比文人低一等。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至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在古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向来有效，拳头就是硬道理。宋朝在这方面的表现在历史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范例，或者说是反面教材。若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宋朝远胜秦汉，甚至与盛唐相比也不遑多让。然而宋朝的军事实力却不敢恭维，屡屡被起步于奴隶社会的辽、西夏、金、蒙古所击败。这种国富兵弱的格局，最后终于导致了宋朝的灭亡。可见，生存权都保证不了，一切都是白搭。所有这些后果，都起始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所以这一场酒局，虽然政治影响力极大，但在大路眼里，由于它的负面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它进入前五的。8．最壮胆的饭局——醉打金枝

出席人物：郭暧、升平公主、郭子仪、李白、淑妃、八王爷

饭局始末：

且说升平公主嫁到郭家后，不改往日金枝玉叶的做派，动不动对丈夫和公婆发脾气。一般说来，中国传统社会里媳妇见了公婆是要行大礼的，但公主是皇帝女儿，是君，公婆虽是长辈也是臣，所以那时郭子仪夫妇反过来要向公主下跪。

郭暧对此十分不满，公婆尚且向公主行礼，自己岂非矮了两辈下去？平日在颐指气使的公主面前他倒也不敢有所造次。这天，郭暧心里不爽，在家宴上多喝了几杯。当即要求升平公主应该遵守妇道，给郭子仪夫妇行下跪礼，结果被升平公主严词拒绝并遭到当面训斥。此时，这酒是壮胆药，这酒是忘情水，喝高了的郭暧借着酒劲，也不顾昔日情分，把公主拖回卧室饱以一顿老拳，打的公主满脸开桃花。这可不得了，公主立即回到娘家皇宫大院里找自己的爹爹代宗皇帝去哭诉。郭子仪连忙把儿子捆起来送到皇宫请罪。最后，在皇帝和郭子仪的调停下，小夫妻才和好如初。

这个郭暧为天下所有惧内男人出了口恶气。俗话说，小夫妻打架不记仇。尽管这场家庭纠纷闹腾的动静儿挺大，结果却皆大欢喜，郭暧和升平公主的感情从此反而加深不少，天天共效于飞。这升平公主从此变得贤淑无比，有不少世人称赞的事迹流传下来。仔细思量，要不是那场家庭酒局，要不是那顿老拳，怎会有这样欢天喜地的大结局？我们要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但有时也不得不承认拳头的教育作用啊。所以建议衮衮诸公，家中若有河东狮吼，不妨领贵夫人去老舍茶馆看场京戏《打金枝》，当然，不要忘了掂瓶二锅头壮行。

9．最香艳的饭局——贵妃醉酒

出席人物：杨贵妃高力士、裴力士等

饭局始末：

唐玄宗先一日与杨贵妃约，命其设宴百花亭，同往赏花饮酒。至次日，杨贵妃遂先赴百花亭，备齐御筵候驾，孰意迟待移时，唐玄宗车驾竟不至。迟之久，迟之又久。乃忽报皇帝已幸江妃宫，杨贵妃闻讯，懊恼欲死。杨贵妃性本褊狭善妒，尤媚浪，且妇女于怨望之余，本最易生反应力。遂使万种情怀，一时竟难排遣，加以酒入愁肠，三杯亦醉，春情顿炽，忍俊不禁。于是竟忘其所以，放浪形骸，频频与高力士、裴力士二太监，作种种醉态，及求欢猥亵状，乃始倦极回宫。

贵妃醉酒历来被公推为中国传统四大美人图之一。在此次酒局中，杨贵妃美中见醉，醉中见美，与太监宫女们演了一出好戏。这是十大酒局中唯一的美人酒局，而且是唯一以女子为主角的酒局，所以不可不选。

却说这天傍晚，皇宫院内凉风习习，皓月当空。唐玄宗与杨贵妃本来相约在百花亭品酒赏花，届时玄宗却没有赴约，而是移驾到西宫与梅妃共度良宵。良辰美景奈何天，虽然景色撩人欲醉，杨贵妃也只好在花前月下闷闷独饮，喝了一会不觉沉醉，边饮边舞，嘴里念叨着 "李二郎你枉为人君，说话不算数......"万般春情，此时竟难自排遣，加以酒入愁肠，立时便醉。一时春情萌动不能自持，竟至忘乎所以，面对高力士等一干太监宫女，杨贵妃频频作出种种求欢猥亵状，倦极才怏怏回宫。

《贵妃醉酒》是出著名的京戏。据说《贵妃醉酒》最早的版本是昆曲。原曲目中杨贵妃大醉后自赏怀春，轻解罗衣，春光乍泻。当然高力士们不解这种风情，倒也无伤大雅。后来梅兰芳同志亲自出手，以霹雳手段对这部作品做了“去污化处理”，所有少儿不宜内容统统被切掉了。于是，《贵妃醉酒》也就从当初的***变成了今日8岁以上孩童也可观赏的正剧。

10．最豪华的的饭局——乾隆千叟宴

出席人物：乾隆及千名老者

饭局始末：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1785），四海承平，天下富足。适逢清朝庆典，乾隆帝为表示其皇恩浩荡，在乾清宫举行了千叟宴。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被邀请的老人约有三千名，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的是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在座老人中有不少是饱学鸿儒，当众吟诗联句，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被史官记录入史。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 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当时推为上座的是一位最长寿的老人，据说已有141岁。当时乾隆和纪晓岚还为这位老人做了一个对子，“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根据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120岁再加三七二十一，正好141岁。下联是古稀双庆，两个七十，再加一，正好141岁。堪称绝对。

这场酒局体现出来的皇家气派自与民间大不相同。不但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满汉全席，所有皇家贡品酒水也都全免。在这五十年一遇的豪宴上，老人们争先恐后，一边说着“多亏了朝廷的政策好”，一边大快朵颐，狼吞虎饮。据说晕倒、乐倒、饱倒、醉倒的老人不在少数。千叟宴这场浩大酒局，被当时的文人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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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交养老金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东汉末年是个公司林立的时代，形形色色的大小公司走马灯似地起落兴衰，而那些应聘找活干的英才和庸才，也在其间走马灯似地转动，跳槽那是免不了的。

然而，跳槽也是个技术活，要找到个人发展与公司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跳槽之际又要让新公司不怀疑自己的忠诚度，不鄙视自己的人品，这个分寸不好拿捏，吕布就是没玩好才玩完的。倒是有一个业务骨干和智者，在这方面颇有成功经验，我们一起来翻阅他的职场经历，并从公司竞争和人才流动的角度去重塑那段历史。

此人就是贾诩。

危机公关

善于利用不相关的

社会资源保护自己

贾诩是甘肃人，这个在三国职场叱咤风云的业务骨干、公司精英，其实在年轻的时候表现也不咋的，走到大街上，没几个人认识他，估计学校打的评语也是平平吧。当然，我们也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问题，表现平平很可能是低调使然。

不是贾诩平平，而是贾诩低调，当时就有人看出了这一点。此人叫阎忠，他很瞧得起贾诩，甚至把小贾抬高到张良、陈平的地位，“谓诩有良、平之奇”，所以推荐贾诩出来参加工作。阎忠果然没看走眼，贾诩有一回就轻松地化解了一次关乎性命的危机。

某年，贾诩因为生病辞职，和一群人回家，结果路上碰到一伙势力很大的地方组织，贾诩和同行的人都被俘虏了，这伙人处置他们的手段很残忍，要活埋了他们。

贾诩这个时候在心里盘算着救兵，算来算去，算到了当时威震西北的段太尉。其实，这段太尉跟他贾诩八竿子都打不着，但是为了摆脱危险，他打算把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资源先用起来。只见他煞有介事地说：“我是当今西北段太尉的外孙，你们不要埋我，我外公会花钱赎我。”贾诩说得有鼻子有眼，唬得那个地方组织的人不敢把他咋样，还正儿八经地和他结盟，送他走。

那个远在朝廷的段太尉，做梦都没想到他的身份和威严被一个毫不相关的人给用了一回。当然，不是用来诈骗，而是用来自救。从这个案例来看，贾诩很善于利用当时大公司的威望，尤其善于分析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组织的心理，例如西北地方小组织对太尉的畏惧心理，从而以此牵制前者，寻求自己的安全。

贾诩的这种智慧，运用在他以后的职场跳槽上，显得游刃有余。

跳槽经历

换了四家公司甚至带着老板跳槽

贾诩走上为人瞩目的历史舞台，是从加入董卓的公司开始的。因为他本人是西北人，董卓又是在西北创业，所以贾诩理所当然地在董卓的西北公司当雇员。

那段时期，贾诩的工作环境极其不稳定，因为正好是公司更换最频繁的时候，作为一个员工，他贾诩只能在公司的变换中跳来跳去，但他还是有清醒的意识，能撇开一时的危机，看公司的长期愿景。

例如在董卓身死之后，当原西北公司的管理层都纷纷叫嚷着解散时，贾诩显示出了非凡的眼光，劝阻道：如果我们现在把公司解散了，不正好方便了对手进一步击垮我们吗?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保持西北公司的完整性，采取积极进取的办法，往长安行进，反而有一线生机。如果失败，公司再解散不迟。

贾诩的策划鼓舞了西北公司的残余人马，于是大家往长安行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赶走了吕布，从一家面临被解散的公司升级为控股长安城的大公司。

后来，西北公司老板李榷和郭汜没有听从智囊贾诩的建议，不可遏制地走下坡路，贾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盘算自己的出路。他把当时的各大公司都盘算考量了一下，最终选中了一家小公司，那就是南阳的张绣集团。

贾诩为什么选择了一家小公司?他的考虑很周全，首先是对方急需一个高层次的市场策划部，但他们资本小，招募不到有成功经验的策划人员，而贾诩有着丰富的经验，光是重振西北公司这一笔辉煌的业绩，就让张绣集团对他仰慕已久，去那里最容易得到重用。

当然，贾诩也不是那么猴急，一下就跳到张绣集团去。他先是找家公司过渡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老板叫段煨，是他的同乡，但又不重用贾诩，贾诩就在段煨的公司里上了一两个月的班，然后以联系业务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去了张绣的公司，被对方当成首席策划师和经理人。

不过，张绣的公司也只是一块跳板，贾诩其实是琢磨着往曹操的公司跳，怎么个跳法呢?贾诩很有创意：带着老板一起跳槽。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张绣的公司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并入袁绍的河北公司，要么并入曹操的许昌公司。老板张绣当时的想法是倾向于并入袁绍公司，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好意思去见曹操，当年他在与曹操的争战中杀死了曹操的儿子曹昂和猛将典韦，这个梁子不好解开。

贾诩却不这么认为，觉得加入曹操公司才合理。他的分析很有天才色彩：其一，曹操借壳上市，借的是汉朝的壳，“挟天子以令诸侯”，有高度;其二，袁绍公司多我们一个不多，少我们一个不少，因为他们太大了，我们进去，他们不稀罕，我们的股比也容易被稀释，但如果我们转入曹操公司，对他们做大做强有关键性的影响;其三，老曹想要比老袁强，实力上暂时跟不上，但度量上得胜过他袁氏公司，我们投奔老曹，正好让他做一个有度量的好示范。

张绣通过了贾诩的策划方案，果断地投奔曹氏公司，一切如贾诩预期的那样，曹操对张绣的投奔如获至宝，拉着张绣的手，欢喜得不行，还说：能让我们公司的信誉名扬天下的人，就是你们了，“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贾诩的策划，让曹操的公司信用大为增值，也让张绣找到了合理的合作对象，当然，于私而言，让他贾诩终于停止了跳槽的步伐，他从西北公司到段煨公司过渡，然后跳到张绣公司，最终定在曹操公司。

跳槽定位

做纯技术人员不干坑爹的事

贾诩在各大公司间跳来跳去，其信誉度和忠诚度没有受到怀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纯粹以技术人员的面目出现，不干坑爹的事，尤其不能坑前任老板。

曹魏集团里跳槽而来的员工多了去了，例如张郃、高览和许攸，是从袁绍集团跳过来的;张辽，是从吕布集团跳过来的;徐晃也是跳槽过来的。他们在曹氏集团都同样成为骨干和高层，说明曹老板还是重用技术派的。例如贾诩，无论是在西北公司，还是在张绣公司，以及后来的曹操公司，都是玩技术的。他曾指导张绣击败过曹操，曹操不仅没有记恨他，还记住了他的技术，所以后来极其重用他。贾诩在曹氏公司也不掺和其他与技术无关的事，需要他的技术，他就出来干活，不需要的时候，就窝在家里当宅男。

为什么吕布就没玩转跳槽这活呢?不是跳槽不对，而是他坑爹得厉害，吓坏其他公司的老板了。

历史告诉我们，跳槽是难免的，但不要败坏你的忠诚度和信誉度，宁可以技术招人嫉妒，千万不可以人品招人恨。

习近平：现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政商勾结形成强势利益集团阻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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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石维军 吴军

血战前夜

次日清晨，日军才发现美军偷偷登陆了。北部登陆部队在“血腥角”这个地方被日军狙击手、机枪和迫击炮组成的火力网死死钉在了原地一整天。在生死攸关的当口，敢死队穿越了一片山脊，同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最终转危为安。习惯了加利福尼亚炎热气候的士兵们身上开始出现冻伤症状。

与此同时，南部登陆部队开始向位于阿图岛南海岸线20英里的马萨克湾进发，他们将在那里同北部登陆部队会师。日军于夜间穿过美军防线，回到了预先修筑好的遍布于山谷一侧的密集防御工事中。日军枪弹齐发，铺天盖地的炮火打了个美军措手不及。士兵们慌忙寻找松软的地方，手忙脚乱地挖着可以躲避的散兵坑。可坑挖出来的同时，水就立刻涌了上来，士兵们在刺骨的冷水中缩成一团。而位于河床位置的士兵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他们躲避着密集的炮火，指挥官大声喊着继续前进，但许多士兵却因体温过低而根本无法动弹。就这样，他们被困在了马萨克山谷整整6天而一筹莫展，而士兵们因冻伤和战壕足病造成的伤亡却与日俱增。

↑美军在阿图岛上巡逻
好在北部登陆部队进展顺利，不断突破日军的阵地，稳步向南靠拢。5月17日，山崎知道已经无法阻止美军汇合，将部队撤到阿图岛东部，退守到克莱维斯隘口，这里是日军在奇恰戈港主基地的最后一道屏障。面对兵力5倍于己的美军，日军除了拼命，已是黔驴技穷。正是由于日军后撤，被困于马萨克山谷的部队才摆脱了困境。

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无谓的战斗。在美军已经取得太平洋战争主动权之后，日军很难再威胁到美国本土。占据阿图岛和吉斯卡岛的日军，不可能突入阿拉斯加。阿留申的日军实质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发动该战役完全是从维护美国国家尊严的角度出发，因为哪怕是日军占据着美国的一小块领土，都是对美国公众感情的巨大伤害。于是，一场悲壮而又艰难的战役在这两个无关紧要的美国岛屿上展开了。

美军为收复该岛付出了巨大代价：549人阵亡，1148人负伤，2000人因战壕足病、严寒冻伤或是战斗疲劳而入院治疗。阿图岛之战，日军组织了有可能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敢死队进攻，结果将近2300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28名幸存者——大多数都死于自杀性攻击。美国人在阿图岛得到了一个严酷的教训：日本人不遵循西方战争法惯例，也不遵循西方个人生命至上的信条，他们宁可“玉碎”，也拒绝举手投降。但是艰苦战斗换来了两栖作战的宝贵经验，阿图岛之战是美国“跳岛战术”的滥觞，为美国以后放弃不具战略价值的岛屿，直接进攻具有重大价值的岛屿提供了依据。美军从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就是要尽量避免日军顽抗造成的有生力量的伤亡。

阿图岛：美国阿留申群岛最西端的小岛。长48公里，宽12-24公里。地面起伏大，最高点海拔1246米。四季多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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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元让11位美女一丝不挂脱个精光（图片）

最近，英国北德文的11个农民女孩为了资助英国癌症研究，拍摄了一组2010年日历裸体写真。她们都来自一个名为“青年农民俱乐部”的组织，她们希望能通过销售这套裸体写真日历，筹集到2000英镑以上的善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2010年底，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据8月24日中国富豪研究所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财富报告白皮书》披露，中国大陆目前资产过千万的富豪达96万人，比去年87.5万人增加了9.7%。其中资产达100亿元人民币的有200人，资产过10亿元人民币的有4000人，资产过一亿的亿万富翁为6万人。据统计，在中国大陆，富翁最多的地区是北京，有17万千万富翁。广东省15.7万和上海13.2万的千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平均年龄为39岁，男女比率为7比3。资产过亿的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

另据统计，2005年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８％，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值贡献率较大的高于其他产业，而是因为这些行业能获得巨额垄断经营利润。在失控的工资增长与失控的薪金减少过程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员工工资增速很慢，有的甚至在负增长，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工资却一枝独秀，稳居高位。由此，人们有理由认定，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到了极端严重、难以根治的地步。

但是，据我了解，老百姓虽然对国有垄断企业职工的过高工资很是不满，但是，大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许多人则千方百计想“钻”进国有垄断企业享受、瓜分一点那高工资待遇。更严重的问题，或者说将有可能引发中国社会公愤的问题、动摇国家稳定的问题，是那些不断异军突起的暴富者群体。中国老百姓最痛恨、最仇视的，就是那些暴富者群体。中国社会有可能发生“动荡”、“革命”和“造反”的，将肯定针对的是这些暴富者群体即腐败群体。他们主要都是些什么人呢？

所谓暴富，是指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入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财富暴涨现象。所谓暴富者群体，是指钻了国家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违背社会公德和法律，利用特殊资源或手中职权在较短时间内聚敛财富的这么一群人。这群人由“特权阶层”衍生，是社会各界无论如何也无法漠视、容忍和接受的一群人，是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加剧的主要始作俑者。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老百姓，因为善良和朴实，他们对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靠贡献致富的人，不但不眼红、不反对、不愤恨，而且持理解和支持态度。最近，有记者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自己已拥有座驾的情况下，又为老伴买了一辆汽车，网友们就表现出全力支持的态度，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袁院士买什么车都不过分，就是拥有六七驾私人飞机也是正常的！更有网友激动地表示，就算我们仇富，也不仇视袁隆平！舆论普遍认为，“仇富不仇袁隆平”这清楚地表明了被中国部分“精英”所“妖魔化”的《仇富论》已经破产，国人仇视、仇恨的只是具有不正当来源的财富持有者，而不是靠智慧和汗水解决了人们吃饭问题的袁隆平院士，袁院士这样胸怀天下、脚踏实地搞科研、挣大钱的“富人”，人民群众是热烈欢迎的。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到底有多大？国家统计局至今也没有系统统计过，反贪部门也没有正式调查并公布过，学者们的研究因资料不全而难以估计。不过，大家都认为不会比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数量少，以至于要用“人群”来为之冠名。

对于暴富者群体产生的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四种概括：一是改革开放原因说；二是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四是反腐败不力说。这四种概括，各有各的道理。如果认真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原因说并没有解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怎么就和暴富者群体的产生、腐败堕落有机联系在了一起，更难以说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也有相对的暴富者群体、也有腐败的现象，特别是不能说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腐败现象反而很少，因而没有说服力。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和反腐败不力说则揭示了反腐败的体制与机制的问题，但是没有揭示出预防腐败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至于腐败越反越多、暴富者“风起云涌”也越来越多。

而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似乎更能解释这一现象。研究暴富者群体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结合中国的具体形势具体地分析了，才能弄明白其中的改革开放不彻底的奥秘，也才能对症下药，也才对深化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如果撇开为数不少的靠依法生产和经营、靠勤劳致富者外，我感觉，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亲身经历过或听说过自己身边那些暴富者产生的“事迹”。下面，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回顾、分析一下。

一、价格双轨制造就的暴富群体

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指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交换中，通行着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的两种价格体系。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无论如何绕不过的一个过程。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势力相当强大，执行计划经济政策与条规的官员们占据着、把持着国家的主要命脉，要让他们放弃计划定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二是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放开集贸市场、对企业放权让利等改革步骤的推行，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一些商品按照市场定价已是顺理成章，谁也阻挡不了。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政府主导的低价格，和市场定价的较高价格，两者相互存在且相互刺激。

实践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而是客观存在且交叉，也就出现了有人不择手段地把低价格的计划商品，拿到市场上以高价格出售，凶猛地赚取差价发财。

现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制定的出厂价格为每吨6600元，最高出厂限价加价额为每吨9920元，最高销售限价加价额为每吨10560 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关系，从电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卖1万吨，就赚3960万元，1987年的3960万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同志！

再以云南省的名烟为例。 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名烟（云南省占9种）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出厂价约4500元，而一到市场上至少可以翻一倍以上，即最少赚 4500元；如果能批1万箱，那么就能赚4500万元。当时不是秘密的秘密是，这样的暴利不能由一个人吃，而是有好几个人吃：某人从烟厂批出1万箱，他并不会去提货，而是在宾馆中就把这1万箱烟的批条倒卖了好几次，每人吃一些，只是最后一个商人才真正把烟提出，批发给零售商。那时，昆明市平常就有上万人在做烟的生意：有用当时云南省不能生产的过滤咀丝来换烟的；有打着领导旗号来“开后门”批烟的；有通过请客送礼搞烟的；有内外勾结倒烟的。总之，当时有一部分人通过销售云南名烟的价格双轨制，而发了横财。

现在，我们看当时的这些紧俏商品的双轨制可能有点不理解，有的人甚至认为一下子放开不就得了？但是，当时就是一下子不能放开，其原因：一是如果一下子放开，就被称为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就不是渐进式改革了，不但要遭到反改革派们的反对，就是改革派中的多数人也不会、不敢拥护；二是当时把计划定价称为“社会主义”，是必需坚持的底线，如果一下子放开价格，老革命家们不会同意，左派们也不敢同意；三是当时的掌权派不赞成，因为如果一下子放开，就没有人找他们批条子了，他们手里的权力就没有了，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失落感驱使他们不赞成，另一方面他们不紧紧抓住批条子的权，也就没有受贿致富的机会了。这就是价格改革要“闯关”的历史背景。

二、国企初期改制不成功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以前，我国的国企改制经历了包括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等。回顾这一改革过程，说明了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是一个“模着石头过河”逐步发展的过程，当然更是实践教育的过程。由于国企本身的理论研讨问题，比如杜光先生就指出“国企不是公有制”，我们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试验过了，始终成效不明显，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不多，亏损不少；要么是社会效益不好——服务态度恶劣。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国国企的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包统配”的旧体制，问题更加糟糕。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每改革一次，都会造成国家利益的某些损失、就会造成一次阵痛，都使一批人因此成为了暴发户。

先说扩大自主经营权。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是我国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城镇企业进行的第一个重要改革。企业拥有了自主生产与经营权，包括超额生产权、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由于政府机关不能、也不该监督，在社会产品极其匮乏的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包括生活必需品在内的许多商品，就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里的“倒爷”（二道贩子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便就此暴富了起来。

再说承包经营责任制。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借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经验，而实行的一项“真正”的改革。之前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严格来说还不能称其为改革。由于政府机关与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在谈判时，无一不处于信息不明、情况不熟、被企业糊弄的状态，因而往往被“欺骗”，以至于出现了相对于未承包企业来说，承包基数过低、企业留利过高、企业“小金库”过肥等普遍现象。其中，企业“小金库”除了企业正常使用外，相当一部分便被企业负责人堂而皇之地拿去，从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再说厂长经理负责制。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这本来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最基本的原理。但是，自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初，这一原理被所谓的集体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管理等，弄得成了大问题，以至于进入改革开放后还需要学者与政客大力研讨、普及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个常识。而实践中，自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后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一直延续到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和营销人员以及市场“倒爷”（二道贩子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也延续了下来，直到社会商品供需趋于相对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是在企图绕过所有权这个最敏感性的问题，而进行的不成功尝试，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付出的学费和代价。试想，那时曾经在经济学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产权理论的人，说成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就客观证明了改革历程的异常坎坷和艰巨吗？！

三、产权改制过程中造就的暴富者

由于扩大自主经营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没有涉及企业的产权这一根本问题的改革，所以不能不以不理想而告终。有的人把这叫做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时，以明晰企业产权为标志的股份制改造被决策层接受，成为我国国企乃至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主要改革方向与途径。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国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所有政策执行中的一条经验教训。正如著名学者杜光先生深刻指出：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而畸形发展。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重点国有企业更成为权贵们的囊中之物。这些国有企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诞生并培育了中国特色的豪强资本家和权贵阶层，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首先是设置内部股。我国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内部股，是按照企业内部职务高低而划分为若干等级，每一等级可以划入或认购多少不等的内部股份。例如，董事长、总经理10万股、中层管理干部5万股、一般员工1万股，如此等等。其中，许多国企向主管部门及其领导赠送内部股，这已是一个不得违背的潜规则。待内部股一上市，股价飙升时他们便抛出，一批急剧暴富的富人也就冠冕堂皇地诞生了。

其次是管理层收购。所谓管理层收购，是指为“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救活公有制企业，由国企和集体企业管理层把所在公企的一部分或全部股权进行收购的改革方案与行动。在管理层收购中，管理层一般都没有、也拿不出那么多现钱，怎么办？方法是管理层用公企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操作，公企也就悄无声息地变成了管理层的企业。由次，管理层也就一夜之间成为了暴富人群。这也就是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改革方案，偏偏选中管理层收购的方案？事实上，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已经试验过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不见成效，唯有管理层收购这一条路了。这也就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管理层收购，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地界定公企普通职工的股份，而是“减员增效”式地“一刀切”，把部分普通职工办下了岗。不过这已是后话。

 四、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天价薪酬造就的暴富者

我国有一个合伙暴富的群体，当首推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天价薪酬时下已经引起国人的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是由企业所有者即老板决定的，在股份制企业中具体是由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的。按照这一理论，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薪酬，应由国家和政府决定才是。我国现行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由国资委制定的，年薪结构由“基薪+绩效年薪”两部分组成。基薪是年度基本收入，不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主要考虑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管理难度，兼顾地区、行业和本企业职工收入水平等因素。绩效年薪则属于奖励性质的收入，以基薪为基数，与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当时确定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价是12倍。由于国企职工年平均工资在10万元（电力行业一个抄表工就是10万元）左右，负责人薪酬也就是120万元了。

由于国资委的薪酬规定太笼统，又设有一个职能部门负责监督和考核，事实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中国特色现象。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这些国企管理层无一不是经济人，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刘国光命题中的“大公无私人”，无一例外地是自己给自己定天价薪酬。正如邓隶文先生所指出的：一是出资人或其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造成央企负责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央企经营业绩的真假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特别是与经营者薪酬挂钩的“效益数”，在不少央企类似于考生自己给自己判分；三是对薪酬及职务消费未建立披露机制，少数央企存在严重的“按职分配”现象。什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工同酬”？见鬼去吧！

据统计，我国现有大型央企 155家，每一个央企高管按平均数20人计，则有3100人；每一个高管年薪以100万元计，则高达31亿元之多。事实上，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非国企员工月工资不过一两千元，差距悬殊！以中国神华为例，2007年实现净利润213.48亿元，16位高管年薪共2404万元，平均每人 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年薪的高管8位，而两位副总裁郝贵和王金力的年薪均为304万元，是整个能源行业年薪最高的高管。另据3月17日中国神华发布的2007年度报告显示：实现营业收入821.07亿元，同比增长26%，净利润增幅19%。但在比去年同期增加的47.71亿元的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增加了4.59亿元，同比增长35.75%。年报还显示，中国神华2007年其综合毛利率为48.18%，相较于2006年的50.54%下降了 2.36%。一边利润下滑，而另一边高管酬金膨胀，能算正常吗？央企管理层自定天价年薪，各省、市、区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企管理层上行下效，年薪也大多在50万元至80万元人民币之间。

另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现有中小企业2000万家，按照中央“抓大放小”原则，其中3%是国企，也就是60万家左右，他们的年薪平均大约在20万元以上。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计算的仅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工资表上的薪酬，并没有计算他们的职务消费，更没有计算他们的灰色收入。据媒体揭露和学者研究，我国的国企贿赂他人和接受贿赂已司空见惯且相当严重。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7月12日发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发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陈双全在职三年受贿1700万元，其“经验之谈”是：“我受贿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比较安全”。而且“国企普遍爱好做假帐，并且精通这方面的业务——‘有办法做’，因而接受其贿赂会‘比较安全’”。陈双全的坦白令人震惊！

五、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

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发较晚，还很不成熟，从而成为暴富者群体孕育、滋生的温床。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无辜地利益受损。由于受计划经济指标分配、执行信息公开不彻底的负面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沾染了大量原体制中的弊端，为有权有势的官员们及“太子党”、亲朋好友暴富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平台。他们此间常用的有以下手法：

首先是市场不透明，暗箱操作太多。最典型的要数王益案。据《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报道，王益有两个违法乱纪行为：一是为其弟王磊谋私。原国家开发行副行长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2亿元，其他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40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日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4000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飙升至16亿元人民币。二是牵连到太平洋证券违规上市。太平洋证券原是一家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绩差公司，按规定根本达不到上市资格，但是它却用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违了一次规，又用证券新代码——即不是借壳也不是新股发行再次违规，特别是它没有经过证监会发审委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就直接上市，显然与王益有关，并且发现王益在太平洋证券中有大量低廉筹码。王益案充分表明，中国证监会在监管我国证券市场时有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漏洞，王益们暴富也久有了游刃有余的机会和平台！

再次是非市场化手段。例如较长时间采用上市的配额制，一些省市区为了争取配额，不得不采取送内部股大礼、向握有实权的官员行贿受贿等手段，贿赂有关部门的官员，甚至行贿上市评估专家、证监会发审委专家组成员。这样一来，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上市评审、发审专家组成员，开一次会、行使一次权力，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巨额收入，这不是暴富又是什么？！

三是股东同股不同价。例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设置，就造成了非流通股股东（一部分为自然人，就是某些官员和“内部人“）稳获暴利，而流通股股东却不得不承担股市下跌甚至暴跌的损失。再如近年的大小非解禁，使拥有大小非的股东转眼间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那些要解禁的大小非股东以及上市公司，并不管时下市场是否低迷而一个劲地要解禁套现。

四是内幕消息操作暴富。曾轰动一时的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通过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案，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进行公开审理。据检察院审查起诉书显示，公安机关查明，2006年2月至5月，董正青利用其直接主导广发证券借壳上市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广发证券借壳延边公路（深圳交易所代码：000776）上市的消息透露给其弟董德伟，并指使董德伟买入再卖出延边公路股票，共盈利人民币1亿多元。2006年5月，董正青又将内幕信息透露给赵书亚，赵书亚即利用该内幕信息，通过其控制的股票资金账户，筹集资金200多万元，购买延边公路股票。经中国证监会认定，赵书亚在价格敏感期内买入延边公路股票49．81万股，买入金额247．8万元；卖出29．49万股，卖出金额182．49万元，账面盈利101.73万元人民币。

五是所谓“股权分置改革” 即“大小非解禁”。就是把大股东和富豪超低价买的股票和老百姓高价买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按照同等价格进行买卖。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东和富豪用不到一元钱的价格在幕后买进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在市场上平均花15元左右的高价购得的，条件就是大股东和富豪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只能在股票市场外面转让，所以被称为“非流通股”。当初老百姓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买的是国家对老百姓的承诺。但是，随着股市发展的现实要求，证券监管机构公然蛮不讲理地违背承诺，宣布解除对低价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而又不顾及股民巨大的价格落差。这样一来，原本窄小的羊圈里忽然被放进了一群膘肥体壮的狼，超过流通股数量两倍多的低价股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售，中国股民的金融资产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入极少数富豪的腰包。这样的所谓 “股权分置改革”，无疑像江洋大盗一样是对中国小股民进行一场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和掠夺。

上市公司老总的普遍高薪，也是令中国股民深恶痛绝的现象。 2008年7月11日，《福布斯》评选出2008年30位“中国上市公司最贵老板”，这些高管2007年从上市公司领取的薪酬均超过100万元。这些老总平均年龄为51岁。其中蝉联年薪最高老板桂冠的是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年薪6616万，2007年他的薪酬比上一年增加394%。他们凭什么如此奢侈？他们执掌的上市公司，其股票不断进行增发与配股都在干些什么？

更为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股市通过人为的制度安排，大把大把地为境外投资者送钱。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整理的银行资产流失统计，仅2006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的资产至少一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4月16日报刊文摘转载《新世纪周刊》4月7日刊登郎咸平教授的文章说：“由于次级债风波，美国很多银行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一家商业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他们也遭受巨大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巨大的损失，可是却从中国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元钱。”另如中石油在美上市仅融资29亿美元，可上市以来海外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就向纽约等股民散掉600多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给股民分红的仅仅只有国外的十分之一。中国股民和外国股民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吗？非也，只是这些崇洋媚外、毫无公平、正义之心的“老总“们他们是新时代的无耻汉奸而已！

六、基本建设投资招投标过程中造就的暴富群体

较长时间以来，包括城市建设、交通、能源、环保等基本建设领域，一直是产生暴富群体的最佳摇篮和最好平台。虽然我们在基本建设中较早推行了投资招标投标的改革措施，但是有不少人正是在合法的招标投标中，找到了为自己谋利的机会与平台，伴随着内定中标人、层层转包的把戏，也就出现了两个产物：一是“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二是一些人迅速腐败、落马，暴富者群体应运而生。

据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控涉嫌受贿2226.4万元，于2009年7月16日在重庆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其妻付尚芳因涉嫌洗钱被同时提起公诉。据检察机关指控，晏大彬现年46岁，自2001年起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以来的七年间，曾先后63次向17个企业的20多人收取少则单次5000元、多则单次150万元的行贿款项。检方称，“如此长的受贿时间，如此大的受贿金额，在整个重庆都极为罕见，堪称三峡库区第一贪”。据检察机关公诉材料，晏大彬的落马纯属偶然。其妻付尚芳以其弟名义在重庆南岸区高档住宅区融侨半岛风临州购买了房屋，但一直空置。2009年1月14日，住在付家房子楼下的邻居忘带钥匙，找到物业保安希望能打开楼上空房，以便从该房窗口下到自己家中打开门。因付尚未入住该房，保安处有空置房屋的钥匙。当保安用钥匙打开房门，准备越窗翻墙时，发现厕所有八个矿泉水包装纸箱，其中一个已被打开，里面有大量人民币和购房合同。于是，保安向南岸区公安局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清点发现共有现金939万元，并通过购房合同查到房屋业主，随即牵出付尚芳及其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的丈夫晏大彬，遂将此案交由重庆市纪委。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后，查出晏大彬夫妇在重庆购有七处楼盘，并在多个楼盘中发现巨额现金，其中最大一笔为46．93万元。由于晏大彬夫妻正常月工资额均不超过1100元，晏大彬很快被定涉嫌巨额贪污受贿。

事实上，在前赴后继被曝光、被绳之以法的那些“巨贪“面前，晏大彬夫妻又算得上什么呢？？？

七、官商勾结大发土地财而造就的暴富群体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最稀缺的资源，也是社会上许多人瞄上的、可以钻空子而迅速发财暴富的资源。按照我国宪法，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能够让一部分人暴富的，是城市国有土地和通过政府征用的农民集体土地。过去一般情况下的运作程序是：政府规划部门先作出规划，标明要征用的地段、面积和被征用户名单；宣传部门进行宣传、教育；房管部门准备好搬迁过度房；城管部门来实施搬迁；开发商跟进就开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集体土地每亩地被征用的补偿大体上在3—5万元，政府可能作一些水、电、路的 “三通一平”，转手就以30万元（小县城）、50—60万元（市、州级城市）、60—100万元（省级城市）的价格，转给开发商了；开发商开发成房地产，就赚了大钱。由于政府要卖的、能够卖的土地不多，地方政府又有政绩的硬约束，其中官商勾结的机会就来了。这些年已东窗事发的腐败案例中，有大量的证明。

问题还在于，在我国，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房屋下土地，原来是各有其主的，“文革”中被全部充公，“文革”结束后，部分房屋得以发还或给予了补偿；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房屋下面的土地从此变成为了国家财产，这就使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代表的抗拒不公平撤迁者，是在老百姓权利意识产生以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拍卖和城市开发拆迁，激发和培育了老百姓的产权意识，矛盾才逐渐暴露出来。政府成为这两项“文革”遗产的受益者和拍卖庄家，各种官商勾结的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八、贪官暴富

2010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30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0～90倍。

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 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

中国工资改革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 80～90%，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 3000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一分钱，全部存进银行，更奇怪的是,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暴富者手中。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再难有其他收入，只有商战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正常收入之外的非法收入。所以，全国的商战精英和贪官污吏正在加速贪钱、敛财，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中国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十多年来，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0000亿现金，看看还剩下10000亿没有？其余20000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侵夺和消耗掉了。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

2009年11月，一年中的仅一个月，各地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成风，重量达50多吨！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 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山东省，平均 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需要说明的是，北京未列入。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 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的结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掌握权力的官员们越来越享受到了“先富起来”的滋味。

目前，我国的以权谋私贪官暴富者，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几千元、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千万元”级了。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余；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拥有2000多万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张建辉受贿 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这两年全国各地贪官污吏收受的贿赂、贪污的钱财更是叫人瞠目结舌、令人发指！这说明，现有的常规反腐机制已然失灵，党和政府的反腐利器有待体制创新，而不是小修小补。

当前，我国的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一个特点，是直接从暗处走到前台，明着进行。媒体曾报道金华市安监局敛财，盖公章、办培训班、年审、处理事故等都成了他们发财的好机会。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派出所所长黄萌就有几个公开的敛财之道：一是抓车乱罚款，对骑无证摩托车的农民一天罚款三四次；报废了10多年的矿石运输车在锦山镇有200多辆，一部车一年向黄萌所长交3000元的“保护费”。二是收“保护费”，锦山镇上的店铺、渔船也要缴纳数量不等的“保安费”，规模小一些的店铺每月交50元，规模大的每月要交100元至150元。三是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镇上有五六个赌场，每家赌场每天都要“上贡”黄萌500元至1000元。这么一个到处伸手的小小的派出所所长是怎么倒台的呢？说来有点好笑：是因为农民围攻派出所终于引起检察院的调查，才顺便查出了派出所所长这个“毒瘤”。也就是说，黄萌的恶行暴露是上级查处一个 “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副产品”。

官员提升晋级也是获得暴富机会的良机。由于我国的选人升官制度改革滞后，仍然沿袭着数千年来的“伯乐相马”、“书记定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作为不可改变的一项“铁律”来执行，于是一些要当官者就只有向“伯乐们”送礼、行贿了。过去，送礼、行贿不过是几条好烟好酒，后来发展成送货币、银行卡；过去，送钱不过是几百元、几千元，后来发展到几万、几十万元，如今一口气送几百万、几千万的都有。安徽省有个县委书记，江苏省有个市委书记，他们手下的各个官职按照“肥缺”不等形成了不同的“兜售”、“批发”价格，而且每年都要“轮岗”，美其名曰“锻炼干部”，每“轮岗”一次书记都要收礼。这种暴富，是所有以权谋私暴富中最直接、最快速的形式，以至于书记们乐此不疲，哪里还想改变？

更为人民群众所不耻的是，“小二”、“小三”、“小四”、“小五”等情妇们依仗贪官暴富。从中纪委、省市反贪局、地方司法部门近几年反腐败斗争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到，贪官身边的“女人”个个都是贪婪、暴富的高手。浙江某市交通局局长的情妇由于跟局长的关系，成功促成一单工程，该企业给了她55万元成功费，这是国内判的第一个女商人因为跟领导成为情人关系而获取了经济利益的案件。还有一件事，也是一个女商人，40多岁，同时搞定了若干个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借助这些权力空手倒房地产，赚进好几个亿。臭名昭著的天津宋平顺的情妇徐敏也捞了两个多亿。成克杰的情人李萍也是这样的，反腐材料中说她帮别的企业找成克杰办事，办完了以后这些企业就给她钱。

令当今世界啼笑皆非的是，包括贪官在内的中国暴富者群体，有不少人喜欢往国外逃，方法是先把子女弄出去读书，接着把老婆也办出去，然后自己也就以出国考察或者探亲等名义溜了出去。在外逃中，美国、加拿大等国是首选国，全然不顾我们的左派专家和主流媒体宣传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地狱”，心甘情愿地一个又一个地去享受“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地狱”生活。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加州警方称，中国反贪局和公安部已向美方列出了1000多个外逃贪官名单，要求协助缉查。在这1000多个外逃贪官中，100%是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然后逃亡美国，大部分住在洛杉矶和纽约。例如，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2003年逃亡美国时，涉案金额2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中银开平案”主犯许国俊、许超凡被控贪污、诈骗中国银行约4亿美元。这些逃美贪官的手法，大都是投资空壳公司、开设地下钱庄、以个人名义在美国注册公司、然后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抵押转移巨额脏款。另外，有的以进口公司购买设备为名将巨款转至海外，然后以“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报销损失。还有的人先将货物发运到在美的家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方式瞒天过海。另据加州地产经纪称，近几年来，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圣盖博谷，来自中国的巨额购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并且购买的还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都是一次现款付清，以至于把当地的高档房价促涨了一倍。好在，赖昌星这么“遗世独立”的“顶级富豪”最近都被我们引渡回来了，那些机关算尽想在海外“花花世界”渡过自己“美好余生”的贪官污吏们最终还有没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以及执政党中部分既得利益者腐化堕落，才造就了当前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才引发了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因此，解决我国眼下暴富者群体引起的“经济地震”（坚决控制他们未来不要引爆“政治地震”）、社会不和谐，最有效的办法和手段就是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内外的反腐倡廉工作力度。与此同时，扩大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剂良药。